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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花10钱日葵籽20钱上参5钱午杞子30钱十姊妹50钱时羚根10钱……”
这是一张令人费解的中医药方。70多年前，这样的药方，时不时地会从光福镇上的经德堂中药铺里传出来，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送到太湖边的渔船上，然后送到芦苇荡深处。
开药方的名叫范济春，光福镇上有名的郎中先生；他的“病人”是大名鼎鼎的新四军太湖游击队司令薛永辉，日伪军悬赏万元大洋买他的人头。这种药方其实是绝密情报，只有薛永辉看得懂。
范济春，一个在龙潭虎穴里潜伏了8年的“红色医生”，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人们才知道这个儒雅的医生竟然是个地下党。
抗日救亡，医者“医人医国”
72岁的范建渊领着记者，在光福老镇的街巷中熟练地七弯八绕，最终在一幢沿河的院落门前停下，“当年，我父亲的中药铺经德堂就开在这里。”
在范济春的7个子女中，范建渊是最小的。范济春1904年生于无锡华庄，原名范钦荣，是范仲淹的第二十九世孙，“他15岁时父亲去世，跟着舅舅王友仁学医，王友仁出身于无锡著名的中医世家，祖上曾出过宫廷御医。”范建渊告诉记者，范济春19岁时就到光福行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小先生”，他为人正直善良，秉持中医“悬壶济世”的传统，穷苦百姓找他看病，诊费和药费分文不收。
宛平事变和淞沪事变爆发后，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范济春参加了光福第三区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宣传募捐工作。
1941年7月，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从无锡南方泉渡过太湖进入吴县西华镇（今高新区镇湖街道），开辟苏西游击区，建立太湖游击队。随后，范济春与太湖游击队取得联系，为战士们疗伤治病。“1942年，我父亲被游击队吸收为地下党交通员，利用他在光福的名望和人脉关系收集情报，秘密地传递给薛永辉，当时，我父亲的代号叫‘再生’，薛永辉的代号叫‘明生’。他的药铺，也成为游击队在光福的地下联络站。”范建渊告诉记者，范济春还为游击队收集武器，渔民们捞起的零星枪支弹药，他都出资收购，再秘密地转交给薛永辉。
神秘“药方”暗藏叛徒行踪
在日伪严密控制下的光福镇，范济春不动声色地开展工作，他以光福镇为中心，逐步建立起一张覆盖了山前头、安山、潭西、上阳、涧里、桑园里、迂里等村庄的情报网，日伪军的很多行动消息，都通过形形色色的“病人”汇集到经德堂，然后传递到游击队的驻地。
1943年春，原中共太�地委交通员张友根叛变投敌，充当光福日军警备队的密探。张友根的叛变，对太湖游击队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他熟悉游击队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太湖中秘密交通船的活动规律，游击队一直想拔掉这根“毒刺”，但这家伙非常狡猾，行踪诡秘。
范济春奉命搜集张友根的行踪情报。不久，他就从光福镇治安会的一个朋友处获悉张友根准备坐船下太湖活动，船只特征、开船时间、具体线路等信息，他都详细掌握。这个消息怎样才能传给游击队？范济春灵机一动，写了一张药方：“五角花10钱日葵籽20钱上参5钱午杞子30钱十姊妹50钱时羚根10钱张目籽20钱坐地黄15钱船蕨菜50钱经地10钱窑灰10钱上菊20钱嘴莲10钱，复煎3次，外用。”
这张“药方”中药名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五日上午十时，张坐船经窑上嘴”。范济春把“药方”交给自己的徒弟，要他转交给李家渔船的船老大，他再三叮嘱徒弟，路上一定要定心，务必把药方交给船老大，徒弟很是不解：难道病人已经命悬一线？可他瞟了一眼，却搞不清楚这些药物组合在一起到底能治啥病。
船老大是太湖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接到“药方”后心领神会，立即摇着渔船来到游击队的驻地，病人”薛永辉接到“药方”“后喜出望外，马上部署锄奸行动。动手当天，游击队员们埋伏在张友根的必经之路窑上嘴，张友根的船到达后，战士们一齐开火，不料由于水面太宽，驳壳枪的射程不够，张友根仓皇逃脱。
此后，范济春再次侦悉张友根的行踪，以“药方”的形式将情报送给游击队，遗憾的是张友根又一次侥幸逃脱，此后，他悄悄地逃离光福，再也没有露面。
太湖边“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医生，为了交通员的安全，他想尽了办法，利用医药做掩护。”范建渊告诉记者，除了“藏头药方”，范济春还用沸水浸泡五味子，以药液为墨将情报写在白纸上，晾干后纸上丝毫看不出字迹，游击队收到白纸后只要用明矾水浸泡，字迹就会显现；有时，他还会用药粉的颜色传递信息，如果药粉是红色的，就表示敌人近期按兵不动，如果药粉是绿色的，就表示敌人近期将有所行动。
情报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日伪军也建立了情报网。1943年，游击队接连遭遇敌军夜袭，薛永辉等人认为，一定是我方的行动被敌方察觉，他们指示范济春秘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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