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我攥着父母单位发的购书票，在北京西绒线胡同的“内部书店”，买到了《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这部书根据1979年出版的英文本《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下文简称《见证》）译出，由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于1981年出版。而这个英文本，则是根据所罗门·伏尔科夫（Solomon Volkov）记录并整理的俄文本翻译的。
我中学时开始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回想起来，原因有很多。可能因为他饱受斯大林的迫害，而少年人的正义感一般比较饱满，所以会对受害者格外同情。也可能是看到他多张眉头紧锁、面容阴郁的黑白照片，在视觉上受到绝大的冲击。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刻意听些旋律不能哼唱的现代音乐，以便向同学炫耀。总之，我决定：我要听肖斯塔科维奇，而且必须喜欢他。一开始当然听不懂，只有硬听。那时没有人指导，启蒙老师是上海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的《音乐欣赏手册》。《手册》用“旋律剑拔弩张”来形容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风格，于是我就按图索骥，听出了各种型号的“剑”和“弩”。
在这部回忆录中，作曲家本人现身说法，我所得到的音乐启示，又远非《手册》那几条可怜的词条所能比的。跳过伏尔科夫的序言，在回忆录第一页，我就读到这样的句子：“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中译本41页）再往后读，“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222页）。按照肖斯塔科维奇的提示，我就陆续在他的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中听出了废墟、尸骨和墓碑。“等待处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253页）我就顺势听出了迫害、焦虑和死亡。肖斯塔科维奇说，他的《第十交响曲》第二乐章谐谑曲，是为斯大林作的一幅漫画肖像。好的，我就继续寻找隐蔽在音符中、针对独裁者的讽刺。
除了肖斯塔科维奇对自己音乐的解说，书中更多的是作曲家对于师友的回忆，比如戏剧导演梅耶霍尔德、小说家左琴科、音乐学家索列尔金斯基等人。若单论未披露过的史料，这部回忆录可算一座宝库。可惜，当时我阅历太浅，除了哪些人被逮捕、哪些人被处死，其他的都印象不深。印象较深的是这一段：“事实上，索列尔金斯基是位大学者，会二十多种语言和几十种方言。他用古葡萄牙语写日记，为的是躲过窥探的眼睛。当然，他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都讲得很流利。”（84页）读到这句，我一下子眼界大开：原来学习偏僻的语言还能派上这样反动的用场！
读过这部回忆录的读者，想必和我有同样的体会。书中有数不清的段子、黑色幽默，有对同行（特别是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酷评和挖苦，有对斯大林的讥讽和呵斥，有对被“清洗”的友人的追忆和缅怀，更有对自己所感受的“恐惧和战栗”的描写。这部回忆录，用文艺评论的套话来说，混合了泪水和微笑，混合了倾诉和谴责，是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对独裁政治的控诉。我自然而然地将这部书视为理解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钥匙。
《见证》是如何诞生的？
如此宝贵的一份历史见证，其成书和出版的过程是曲折而惊悚的。伏尔科夫于1960年初识肖斯塔科维奇，当时他年仅十六岁，为肖斯塔科维奇刚刚首演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写了一篇乐评。之后，他和作曲家时有来往，但并不亲密。1971年，伏尔科夫出版了一部书，讲述列宁格勒的青年音乐家。写书过程中，伏尔科夫采访了肖斯塔科维奇，挖掘出不少乐坛掌故，所以作曲家同意为他作序。肖斯塔科维奇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不想轻易关闭。据伏尔科夫讲，肖斯塔科维奇在一封信中写道：“已经开始的工作，你一定要继续。”这样看起来，是肖斯塔科维奇在积极推动后续的访谈，并且挑中了一位关系并不密切的年轻人来完成这项重要使命。
正式的访谈何时开始，伏尔科夫在前言中语焉不详，只说他1972年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音乐》杂志的编辑，两人见面次数增多。但一共会面多少次，也未道及。根据伏尔科夫的说法，肖斯塔科维奇一有余暇，就主动打电话，催促他来家里长谈。肖斯塔科维奇为人腼腆，行事低调，不愿意讲述自己的过往。而伏尔科夫则特别擅长循循善诱，采用迂回战术，让作曲家尽量回忆他的师友。这样，肖斯塔科维奇便放下包袱，滔滔不绝，而他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就从对他人的回忆中一点一滴渗透出来。两人约定，所有访谈不能录音，伏尔科夫只能用速记来记录。伏尔科夫没有详述自己的编辑原则，只说打乱了访谈的顺序，将零散、杂乱的素材按照主题连缀成篇，最后用打字机敲出文稿。
据伏尔科夫的说法，肖斯塔科维奇仔细读过所有打字稿，并在各章首页写下“已读”两字，并签字表示认可。鉴于书中有太多触犯政治红线的话，肖斯塔科维奇只同意在他去世之后，书稿在西方出版。于是伏尔科夫按照约定，将打字稿通过秘密渠道，分批送到美国。1974年11月，作曲家在一张合照下面，亲笔写下：“亲爱的所罗门·莫依谢耶维奇·伏尔科夫留念。季·肖斯塔科维奇赠于1974年11月13日。”后来又补上一句：“以志我们关于格拉祖诺夫、左琴科、梅耶霍尔德的谈话。季·肖。”这张照片印在《见证》英文本扉页的前面，标志伏尔科夫的工作得到作曲家的首肯。肖斯塔科维奇于1975年8月15日去世，而伏尔科夫申请移民美国，于1976年抵美。三年之后，这部回忆录在纽约出版，立即成为冷战时期投向苏联的一枚文化炸弹。
我们只需看看书中对斯大林的两段评论，便可以衡量此书所掀起的政治冲击波。“斯大林不在乎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一旦他断定希特勒能帮他保持权益甚至扩大权益，他就立即和希特勒交了朋友。暴君和刽子手没有意识形态，他们只有狂热的权力欲。”（258页，译文据英文稍有改动）到了下一章，我们又读到“半疯狂的斯大林，这个野兽和懦夫”（312页）。这就是多次凭借音乐作品获得“斯大林一等奖”、曾获列宁勋章和“人民艺术家”称号、五十四岁入党的肖斯塔科维奇说的？难怪冷战高潮中的西方读者会又惊又喜！
就这样，一部经肖斯塔科维奇独家授权、通过秘密渠道被带到美国、震惊了西方知识界、又遭苏联官方强烈谴责的回忆录，在英文版出版两年之后就以非常“国际化”的速度被译成中文，摆上了“内部书店”的书架。
案头既然有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忏悔录”，我便以为他复杂难懂的音乐终于有了标准答案。此后，兴趣转移，对他的音乐关注渐少。但最近心血来潮，忽然想重温那些久违了的“剑”和“弩”。这一次，先以学术方式简单搜索了一下，这才发现，这部一度曾爱不释手的回忆录，竟然自出版之日便争议不断。读过几种英文资料集，我才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大致的了解。又在“豆瓣”上搜索，发现有几位高手几年前就在网上为此事过招，可见对专业人士来说，这不过是旧闻而已。但想到很多读者恐怕与我一样后知后觉，对古典音乐界终归比较隔膜，所以综合近期读过的几种书，写下这篇综述，也算悼念我二十多年前对此书的膜拜。
一篇书评引发三十年争议
1980年，美国音乐学家劳莱尔·菲（Laurel Fay）在《俄罗斯评论》（Russian Review）第三十九期第四册发表了一篇十页的书评，题为《伏尔科夫对肖斯塔科维奇：谁的〈见证〉？》（“Volkov vs. Shostakovich: Whose Testimony？”）。根据劳莱尔·菲的侦察，《见证》一书共八章，其中七章的开篇，都与肖斯塔科维奇早先公开发表过的回忆文章高度重合。劳莱尔·菲找出了最初刊发这些文章的俄文刊物，与《见证》一书进行比照。比如，第一章开篇不久，就有六个自然段讲述作曲家小时候学钢琴的经历（中译本42页最后一段到43页倒数第三段，英文本第4-5页），全部出自1966年肖斯塔科维奇发表在《苏联音乐》杂志第九期上的《自述》一文。又比如，第五章开头的三段，作曲家讲述自己的创作方式以及第七交响曲（中译本220页倒数第三段至221页第一段，英文本154-155页），与肖氏1966年12月发表在《文学杂志》的文章完全一致。
劳莱尔·菲后来发现，实际上《见证》一书所有八章的开头，都复制了肖斯塔科维奇早先发表过的文字。经过细致的比勘，她发现有些复制的段落与已刊文章在文字上稍有异同，往往删去了有明确时间标志的句子。但有几处则是原封不动的原文照录，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难道肖氏能将自己已刊的文章倒背如流，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吗？到了2002年，劳莱尔·菲又发表《再议伏尔科夫的〈见证〉》一文，对二十多年前的书评做了补充。她曾请求出版社出示伏尔科夫的原始俄文打字稿，但遭拒绝。所幸她设法获得了俄文原稿的复印本，对比之后，伏尔科夫的“借用”就更为确凿。《见证》一书第五和第六章开头，原封不动抄了一百八十字和一百八十三字。第八章，伏尔科夫复制了肖斯塔科维奇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忆文字，共两百三十一字，连格式和标点都与原刊文章一模一样。但是，伏尔科夫始终坚称，《见证》一书的所有材料，全部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口述，自己在编辑过程中从未使用任何先前已发表过的材料。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么多雷同的文字呢？
更为蹊跷之处，在于伏尔科夫所复制的文字，恰恰都出现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签字页上。劳莱尔·菲提醒我们，所有已刊的文字，都经过了报刊检查，所以四平八稳，没有任何犯忌讳的地方。她仔细检查了俄文打字稿的副本，发现所有这些“安全”的文字，字数虽不多，却刚好铺满肖氏签字的那几页打字纸。但翻过这几张签字页，后面的一页或者文字有明显的断裂，或者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为什么凡是肖斯塔科维奇签字认可的那几页、也就是最能保障回忆录真实性的关键之处，都刚好复制了作曲家业已公开发表、毫无争议的文字呢？
如果我们稍微警觉一些，就会生出两个疑惑：一、如果这些复制的文字都出自访谈，那么肖斯塔科维奇果真有照相机一般的记忆术，能将自己多年前的文章全文背诵，再对着伏尔科夫精确地复述一遍吗？这似乎有悖情理。那么这些摘录的段落，到底是不是作曲家原汁原味的口述呢？二、为何肖斯塔科维奇的认可（“已读”）和签字，偏偏一概都出现在这些摘录文字的打字页上？换一个角度，凡是肖斯塔科维奇签字画押、正式认证的那几页，恰恰都根本无需“验真”。若苛刻的读者以小人之心度伏尔科夫之腹，做最不利的推断，则编辑者是否有可能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将作曲家公开发表过的文字置于打字稿每一章之首，以获取肖斯塔科维奇的签字呢？如果这“八签名”有问题，那么我们自然会问：肖斯塔科维奇真的通读过伏尔科夫全部的口述记录吗？有无可能，他看到自己已刊的旧文，就放松警惕，欣然签字，而伏尔科夫一旦获得宝贵的签字，便可对签字页后面的文字随意处置呢？这两个疑惑，实际上直接质疑伏尔科夫所使用材料的真伪。即使全书不统统是伪造，但只要发现有部分文字并非访谈的实录，而且肖斯塔科维奇的“授权”存有些微的疑问，则全书的史料价值就不知要打多少折扣了。
劳莱尔·菲写于1980年的这篇书评，打响了质疑《见证》的第一枪。质疑过程几起几落，到了2004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肖斯塔科维奇争论汇编》（A Shostakovich Casebook）一书，将质疑派有分量的文章和资料汇于一编，是充分了解批评声音的最佳门径。在《汇编》69-79页上，编者将上面提到的八章开篇文字，和它们的原始出处，都分栏排列，方便读者自行核对。
亲友团的证词
《见证》的英文本于1979年出版时，肖斯塔科维奇已去世四年。斯人已逝，死无对证，只有作曲家八个签名是伏尔科夫的护身符，也是《见证》一书史料真实性的保证书。但伏尔科夫对肖斯塔科维奇进行的多次私下访谈，真的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吗？
其实在这些采访中，至少有几次是有他人在场的。鲍里斯·提申科（Boris Tishchenko）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学生，也是一位作曲家。他在1988年和1997年两次发表对《见证》的看法。根据他的说法，肖斯塔科维奇当年同意接受访谈，前提条件是提申科也必须在场。而且提申科和伏尔科夫当初有过君子协定，访谈的记录稿必须事后交他审阅。但是，伏尔科夫从未将记录让他过目。提申科愤怒地声明：“我可以发誓，这本书是伪造的，我以圣经的名义起誓。肖斯塔科维奇对我说：‘你看，他一定要跟我见面，你也来参加吧。’所以我也去了。肖斯塔科维奇说的话，可以收进最薄的笔记本中，而传出来的打字稿却有四百页之多。”（《汇编》134页）看来，提申科只是一名“中介”，当他穿针引线之后，便被伏尔科夫完全抛弃了。而且，提申科认为访谈的次数非常有限，实不足以写成一部长篇回忆录。
而根据肖斯塔科维奇第三任妻子伊莉娜（Irina Shostakovich）的回忆：“一共有三次会谈，每次的时间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不会再长了，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厌倦长时间的谈天，对谈话失去兴趣。”（《汇编》130页）伊莉娜断然否认伏尔科夫与作曲家约好时间，私下会晤，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到了晚年，身体虚弱，身边时刻离不开人照顾。如果访谈果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总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十个小时，那么访谈记录需要多少倍的膨胀，才能扩成近三百页的《见证》英文本呢？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亲友中，他的儿子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Maxim Shostakovich）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他是肖氏第一位妻子所生，循着父亲的轨迹，上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后来成为一名指挥家。《见证》刚刚出版两三周之后，马克西姆在苏联版权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伏尔科夫只和肖氏谈了四次，每次不足两小时。在1979年11月的一篇长篇回复中，他又补充说，《见证》的很多内容来自伏尔科夫，里面既有传闻也有访谈，但都经过伏尔科夫的发挥，却归到肖斯塔科维奇名下。
考虑到1979年的政治局势，马克西姆当时或许身不由己，这样的反应不一定能代表他真实的意见。但马克西姆于1981年4月从苏联出走，到达西方。4月23日，他在华盛顿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表达了相同的意见，说《见证》基于道听途说，将肖斯塔科维奇在酒席上、友人间的闲谈加上传闻编织在一起。在稍后的访谈中，马克西姆的话说得更为明确：“这不是我父亲的回忆录。这是所罗门·伏尔科夫先生写的书。伏尔科夫先生必须解释这部书是怎样写成的……这本书写的是我父亲，但不是我父亲所写。”（《汇编》47页）马克西姆人在苏联时，或许还有所忌惮，必须与官方口径保持一致。但一旦挣脱枷锁，投奔了“自由世界”，按说应该畅所欲言，将被压制住的真相和盘托出。只是他出走之后仍然坚持对《见证》的看法，这就更说明一些问题（他态度的转变详后）。
出版商的“封口费”
《见证》不仅在出版后引起争议，就是在出版之前，也早就有人质疑。1979年4月，距离英文本出版还有六个月，旅居美国的苏联音乐学家奥洛夫（Henry Orlov）接到Harper & Row出版社一封诡异的来信。《见证》一书的责任编辑安·哈里斯（Ann Harris）邀请他鉴定这部书稿的真伪，但“安保”等级却提升到最高级：奥洛夫必须亲赴出版社的纽约总部（他自己住在波士顿）；他阅读文稿时，必须有编辑在场监督；他所作的笔记必须留在出版社；所有的笔记以及正式的鉴定意见，均不得保留副本（原信影印件见《汇编》102页）。种种苛刻的规定让奥洛夫深感诧异：他即将读到的，不像是一位作曲家的自述，倒更像是〇〇七的回忆录。
这样防贼一般的措施，当然伤害了奥洛夫的自尊心，于是他对出版社的请求敬谢不敏。但四个月之后，责编再次致信，依然请他出马，但这一次的保密条款却宽松多了。1979年8月28日，奥洛夫在编辑眼皮底下读完书稿，并写下六页的评审意见。《汇编》一书将这份内部意见的打印稿影印出来（111-116页）。奥洛夫的意见之所以格外重要，原因有二：一、奥洛夫是“叛逃”到西方的苏联音乐学家，被苏联作曲家协会的领导斥之为“叛徒”，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做“五毛党”，完全犯不上去维护苏联的形象。二、这是《见证》出版之前、由专门研究苏联音乐的音乐学家所撰写的鉴定意见，没有受到后来争议的干扰，是一份独立的报告。
奥洛夫认为，一部回忆录，内容是不是第一手材料，最为关键。但这一点在书中却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按他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基于肖斯塔科维奇的陈述和谈话、由伏尔科夫先生自己独创的文学作品”，因为“没有引证或提及任何材料，只给出极少的日期，大多数人名都隐去，满纸都是谣传和传闻”（《汇编》107页）。对于肖氏的八处签名和“已读”，奥洛夫认为并不一定能保障材料的真实：“‘已读’就是‘已读’，没有更多的意思。”（108页）也就是说，伏尔科夫手握的尚方宝剑，不一定有预想中那么大的威力。
在审稿中间，奥洛夫问责任编辑，他这份急就章是否会对出版有任何影响。不料编辑淡然答道：无任何影响，因为两周之后，《见证》一书将以五种语言在欧洲推出。看来，出版社征求奥洛夫的意见，完全是走过场。但这个华丽的过场，却换来极其优厚的报酬——1979年的五百美元。既然他的意见无足轻重，为何编辑要煞费苦心，来专程拜访？奥洛夫猜测，这可能是伏尔科夫定下的计策，将潜在的批评者预先聘为审稿人，则审稿意见按照合同规定不得随意公布，这样就等于“封住我的嘴”（to buy my silence，《汇编》118页）。
伏尔科夫的捍卫者：克格勃与照相机一般的记忆术
面对各方质疑，伏尔科夫岿然不动，极少回应。他的理由是：不管我说什么，反正都没人信。这种无可奈何，被批评者解读为心虚胆怯。但伏尔科夫也有自己的拥趸，最铁杆儿的当属阿兰·何（Allan Ho）与费奥法诺夫（Dmitry Feofanov），前一位是音乐学家，后一位是律师。他们合编的《肖斯塔科维奇再议》（Shostakovich Reconsidered，1998）是一部将近八百页的砖头书，由不太知名的Toccata出版社出版。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两位编者合写的长达三百页的辩护书，对以劳莱尔·菲为代表的质疑派，做了最为详尽的驳斥。两位作者均好辩，火气大，行文有时如大字报，偶有人身攻击，但搜集材料之功也不可埋没。下面几点，是我奋力从书中提炼出的部分观点。
两位作者慨然以伏尔科夫的辩护律师自任，为回击劳莱尔·菲的批评，他们力证肖斯塔科维奇天赋异禀，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据亲朋好友回忆，肖斯塔科维奇几乎将所有古典音乐的谱子都印在脑子里。他对自己的音乐更是烂熟于胸，往往多年之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能在钢琴上从头到尾准确弹奏出自己创作的大型作品。在文学方面，他可以大段背诵契诃夫和果戈理的小说（《再议》190-194页）。这样看起来，能一字不落地复述自己的文章，简直是雕虫小技。但这样的辩解，终归属于猜测，很难完全接受，也很难彻底证伪。凡是从记忆力入手的辩护，都有这样的问题。
更有特色的辩护，是两位作者引入了克格勃。前苏联档案解密之后，人们发现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一份会议纪要。这份纪要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4日，距《见证》的出版还有一年时间。看来苏联官方已事先接获情报，知道有一部恶毒攻击苏共的回忆录正在西方酝酿出版。纪要给出的应对措施，是“揭露美国Harper & Row出版社的挑衅行为”。如果版权局无法阻止该书出版，则建议“通过苏联和境外的媒体机构，将该书描绘为诋毁这位伟大作曲家、反对苏联的伪造作品”（《再议》54页引）。可见，《见证》在出版前一年，已经惊动了苏联高层，并被定性为冷战期间的政治阴谋。
纪要所提出的国内外媒体协同作战，在一年之后，是如何落实的呢？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容易汇集。比如，《真理报》发了社论予以谴责，肖斯塔科维奇的六位学生和友人联名发表了公开信，将《见证》斥为伪造（公开信是自发还是被迫，一直有争议）。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文件。但苏联政府在境外策划和发动的舆论围攻，尚无明证。而《再议》一书的两位编者，却写下这样的评论：“《见证》是反苏的伪作，这个思路被一些西方评论家自觉自愿地照搬过来。”（《再议》54页）这句话，虽不至于暗示这些批评者是领了卢布的，但至少显示西方批评者与克格勃沆瀣一气。冷战期间，西方文化界确有不少“鼹鼠”，为克格勃效力。但是，如果暗示凡质疑《见证》者，都受到克格勃的操纵，这个脑洞就开得未免有点太大了。《见证》的批评者中，不排除有人是执行政治任务，而终究还是有人尽了学者的职责，以学术的严谨、入情入理的分析来衡量史料的真伪。《再议》的编者似乎不愿承认学者有独立的学术判断。这样的揣测，只会大大降低《再议》一书的可信度。牛津大学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该书，我想或许与书中诸多武断的说法不无关系。
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在1981年之后，对伏尔科夫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批评的调门大大降低。他多次与伏尔科夫一同参加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甚至还当面感谢过伏尔科夫。阿兰·何和费奥法诺夫罗列了两人和解及亲密合作的所有场合。但是，如果仔细品味马克西姆后来这些发言和采访，我们会发现，他虽然对《见证》一书的政治意义极度推崇，而对于材料的真伪、转述是否可靠等问题，却有意回避。比如，他在1992年曾说：“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写我父亲的那本书（your book about my father）——因为你描写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遭受痛苦的政治环境。我认为这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点。”（《再议》113页引）这句话在修辞上其实是极其讲究和克制的。《再议》的两位编者过度相信这些话的字面义，试图拿马克西姆态度的变化来作文章，寻找论证的突破口，其实是行不通的。
“给死者浇上肉冻”
围绕《见证》一书的争论，已经长达三十多年了。英国音乐学家范宁（David Fanning）曾指出，伏尔科夫若真想平息争议，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谈话记录的原始速记稿公之于众，接受学界的检验。这样，科学家可以鉴定纸、墨、笔迹，公众也可以见识一下他的速记。特别是《见证》一书八章的开篇、也就是被查出袭用已发表文字的段落，是否也见于原始记录，自然会一目了然（《汇编》277页）。但是，伏尔科夫始终不愿展示这一关键证据。他的拥趸对此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他离开苏联时，将原始记录交托亲属保管，现已无法取回；另有人说原稿掌握在克格勃手中（《汇编》282页，注19）。最原始的速记稿既已不见踪迹，那么肖斯塔科维奇签过字的打字稿呢？在1995年一次访谈中，伏尔科夫自己说，打字稿现存放在一家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里，因为各路人马都不择手段，企图得到这份文稿（《再议》321页）。总之，无论是速记稿，还是打字稿，所有原始文件的下落，只能用“扑朔迷离”来形容了。另有评论家注意到，伏尔科夫在出版《见证》之后，又继续推出了几部口述史，访谈的都是前苏联的文化名人。他的工作自有一套规律，所有访谈都是在被采访者谢世之后，才正式出版（比如对诗人布罗茨基的访谈）。这样的工作习惯，与《见证》一书的制作过程十分相似，难免让人产生死无对证的联想。
读过《汇编》，读过《再议》，再读一遍《见证》，我发现这桩案子所有的疑点都不曾得到满意的解答。特别是肖斯塔科维奇签字认证的那八页打字纸，本是伏尔科夫的护身符，却成为批评者不断点中的死穴。即使退一步讲，伏尔科夫的口述史或许大致勾画了晚年肖斯塔科维奇的风貌，但书中究竟哪些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原话，哪些是伏尔科夫的增饰和演义，哪些又是当时口耳相传的段子和轶事，如果其间的界线依然模糊，那么我们使用《见证》一书作为可靠的史料，就必须慎之又慎。劳莱尔·菲在1999年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传》（Shostakovich: A Life）中，对《见证》有温和的评论，却从未引用书中哪怕一条材料。
当年在西绒线胡同买书时，我满心欢喜，以为能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真实的声音，却万万想不到伏尔科夫的“如是我闻”竟会有这许多待解之谜。辨伪、考证，这些听上去无比繁琐枯燥的学术工作，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有时会直接颠覆曾经塑成我们世界观的书籍。想想我在“前学术阶段”初读《见证》时所感到的激动和震动，现在虽不能说有上当受骗之感，但是难免会感到一丝自嘲和落寞。历史学家陈垣在论考寻史源时，引用过两句《诗经》：“莫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这实在是两句金言。
在《见证》第一章结束的地方，肖斯塔科维奇对于回忆和历史有辛辣的评论。这段话出现在中译本74-75页，我根据英译本（30页）对中译文和标点做了大幅改动：
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盛在盘子里端上来，喂后代子孙。就是说，把他拾掇好了，送上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脖子上围着餐巾，手里拿着刀叉，开始吃刚去世的死者。你知道，死人有个讨厌的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都滚烫滚烫的，所以才在他们身上浇上回忆，把他们变成肉冻——最好的胶质。……我回忆所认识的人，都尽力回忆他们没有裹上胶质的样子。我不往他们身上浇肉冻，不想把他们变成美味的菜肴。我知道，美味的菜肴容易下咽，也容易消化。但它最后变成了什么，你也明白。
劳莱尔·菲等音乐学家都在问：伏尔科夫给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浇上肉冻了吗？浇了多少？但可悲的是，即使这段非常毒舌的话，谁又能保证一定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原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