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日晚发生在美国西部城市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已成为美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尽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宣布“认领”这起枪击案，凶手具体动机也有待查明，但是舆论仍然把矛头指向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美国，控枪为什么这么难？正如微信公号“侠客岛”文章中所说，“一个枪支能被凶手轻易获取的制度下，无疑可以增加行凶者的犯罪便利”。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范勇鹏教授。
美国是世界上私人枪支持有量最多的国家，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的罗恩·郝思科透露，全国大概有3亿支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美国枪击凶杀率在发达国家中高居首位，约为加拿大的6倍、德国的16倍。谈到美国枪支管理问题，一般都会提到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该修正案为美国权利法案的一部分，于1791年12月15日被批准。修正案中规定：保障人民有备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在范勇鹏看来，美国宪法十分简略，一些条文的确有模糊之处，第二修正案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条文本身，而是对条文的自由主义解释。事实上，美国人持枪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天赋人权”。直到2008年的赫勒案，联邦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宣布持枪权是一项个人权利；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持枪权适用于全美。
很多人将美国控枪难，归因于枪支背后的利益集团。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枪支产业背后的利益链条包括枪支生产企业、销售商、枪支爱好者、部分保守主义者以及政客等多元群体，而“全美步枪协会”恰巧处于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交汇点上，成了“枪支政治”的主要代言人。
据介绍，1871年成立的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原本只是为了提高成员射击水平的俱乐部。目前，该协会会员超过400万，潜在会员估计超过千万，成为美国最大单一议题利益集团。凭借强大的游说能力，全美步枪协会左右选举，影响立法。它为会员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励会员给反控枪的候选人投票。在美国的反枪控活动中，该协会提供了近90%的经费。西奥多•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共和党总统都曾受惠于全美步枪协会。协会还通过金钱捐赠，拉拢国会议员，从而影响立法。例如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法案》，就由于全美步枪协会的压力而未被排入国会议程，导致2004年未能延期，自动废止。
但是，范勇鹏指出，利益的因素只是控枪难的原因之一。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就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文化中去。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恶性发展是美国枪支问题背后的总根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兴起了一股自由主义思潮。“赋权”是这股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张将人的权利个人化。于是，包括个人在内，各个群体也开始寻求自己的权利。正如同性恋、堕胎一样，控枪问题也渐渐标签化。谁想控枪，就会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这种分裂和极化到了80年代达到一个峰值，美国社会内部甚至兴起了一场“文化战争”。此后，美国国内的保守派曾经进行反击，社会因此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压抑了许久的一些社会问题再度爆发，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彼此交织的迹象。
范勇鹏认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以及此前爆发的一系列冲突表明，美国正站在“内斗”的门槛上，美国社会呈现出“解体”的趋向。如果深挖一下原因，还是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为了应对二战后出现的“阶级政治”，美国精英们不断推动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图以这种方式来打碎“阶级政治”这种横向划分，于是各个族群被打碎，个人权利得到极大张扬，出现了族裔政治、性别政治、身份政治。虽然这一做法缓解了美国阶级矛盾，但是也带来了弊端，那就是社会碎片化、分裂化。而一个国家总是需要共同体意识的，到了80年代，政府想把放出去的权利收回来一些，但由于“棘轮效应”的存在，已经很难收回来了。
“其实，美国社会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范勇鹏说。曾任美国大法官的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在《垂头丧气走向罪恶之都》（Slouching Towards Gomorrah）一书中说， 美国“正走在通往道德混乱的路上，将会到达极端个人主义的终点以及极端平等主义所追求的暴政。现代自由主义正在全面地腐蚀我们的文化”。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也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指出事实上存在“两个美国”。
美国正呈现出“撕裂”的特性，这是自由主义恶性发展的恶果。对此，值得世人警惕并加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