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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29岁的李双双从大着肚子住进医院的一刻起就一脸沉闷。
胎儿快满30周了，一项指标不合格。优生科说，孩子出生后可能会有先天缺陷。一家人琢磨后决定引产，医院产科的意见却截然相反：胎儿剖出来还可以存活，引产意味着直接“打死”，既不人道也违反医疗法规。
围绕这条小生命去与留的拉扯，从他们入院一直持续到胎儿出生后的救治阶段。整个过程中，产妇始终一言不发，丈夫犹犹豫豫，公婆反复推算着“性价比”，医生的解释和劝说已近乎声嘶力竭。
“出生后到底会不会有问题？”“没人给你打包票的，我不是神，我是人。”……“先交1万治疗看看，至少给孩子一个机会。”“交了1万，之后会不会是个无底洞？”
“医生只是从生命角度考虑，但没考虑我们家庭。孩子以后好不好走？作为监护人我们以后怎么走？这么说，好像从道德方面我是低人一等了。”李双双的丈夫叹气。
医治后，孩子仍没保住，沉重的气氛从这个家庭入院开始，一直蔓延到他们离去的画面结束。不少观众气呼呼地评价，太没人性了。
但屏幕下，看着影片的一对夫妻却哭了。“太真实了，和我们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将近20年前，他们也曾面临同样的困境。孩子生了下来，虽然目前健康基本不成问题，但巨额的医药支出、无法预知的未来，始终紧紧地压着这个原本还算体面的家庭。
这是一部讲述女性生育的纪录片《生门》，2016年年底上了院线播出，还在豆瓣上获得了8.6分的评分。为了勾勒出产妇们的完整肖像，导演陈为军拍了80个家庭，最终只筛选出4个收进电影。
农村妇女陈小凤怀上双胞胎，却被检查出是有危险性的前置胎盘，她还患有孕妇糖尿病。要保住3条人命至少要5万元，丈夫手里却只有5000元，找钱的路子似乎一下子都行不通。
再次生产的夏锦菊一直笑呵呵的，她总是云淡风轻地说，生孩子上手术台有什么可怕的呀？可她的胎盘长在了剖腹产手术切口上，孩子顺利出生，自己却大出血，为保子宫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心脏两次停跳，全身的血被换了4遍。
有两个女儿的曾宪春想在农村生活得更好，全家为了生男孩做了所有努力，经济本就不宽裕，还差点把命都搭上。她小声地和护士念叨着，“农村观念比较落后，没个男孩老受欺负。”
4个同样高危的产妇，都是剖腹产，孩子都是早产儿。对于她们来说，“生”这个动作本身似乎就是一扇门，连接着生与死，断裂与延续，落魄与尊严，左右她们的是观念和金钱。
拍摄素材时，导演陈为军44岁了。按照最初的构想，他想拍一部“老百姓都喜欢看的纪录片”。真正到医院踩点时，他在产科里挪不动步：一个孕妇从待产到生产大概7天，之后所有的孕妇会再换一遍，这里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每个病房都有喜怒哀乐和生死离别。
生产几乎是一个家庭里所有成员聚集最全的时刻。丈夫、娘家、婆家，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面临的突发状况也很多，紧急情况下当事人根本来不及整理自己去“表演”。
一直以来，因为隐私原因，女性的生育过程很少被具体地呈现和公开。陈为军把不少工夫都花在说服拍摄对象上，他反反复复地和医院磨了几个月，最终获得了许可。
他和摄像搬进了医院招待所。一早参加产科的晨会，有时夜里来了急诊，也一直跟拍到手术结束。每天拷贝素材的同时，讨论第二天的拍摄计划。盯了一年多，光是备选的素材就收集了500多个小时。
电影剪出来，大家发现，这不单单是“生育”的主题，而是围绕生育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有观众总结，这些故事其实更像是贫穷与生命的博弈，希望与死亡的较量，危险与幸运的交错，人道与人性的碰撞。
作为制片人，戴年文跟着纪录片的制作走完了全程。在他看来，《生门》里的家庭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生态，各有各的苦痛，却也在互相给出回答。生活在农村的曾宪春即使九死一生也非要生个男孩。陈小凤丈夫的一句话就解释了她所有行为：农村就这样，生下来大了就好养了，兄弟多有事就能帮着跑——一筹莫展时，正是他的哥哥跑前跑后筹到了5万元。
“很多人认为生就是要有质量地生，让孩子能够吃饱穿暖，接受好的教育。但生命本身就是有尊严的。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28周以上的胎儿都有出生的权利，不该被家庭去权衡和剥夺。”他说，《生门》里体现的纠结，更像是小生命的个体尊严和整个家庭尊严的博弈，而这些选择，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
在戴年文看来，这部纪录片更像是打开了一个精准的切口，通过拍摄碰到生育难题的家庭，呈现众生相。“从生命讲起，分别是生命的故事、生存的故事、生活的故事、生日的故事，只有生日的故事是讲母亲的事，最浅也最真实”。
今年56岁的李家福是这部片子里当之无愧的男主角，他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产科主任，已有30多年从业经验。每周，他主刀的高危手术有3台到5台，最多的时候一天有近20台手术，他的口头禅是“我每月32号休息”。
他把《生门》看了两遍。“这些几乎是我遇见过最有代表性的难题”。
每个产妇几乎都是急诊，情况紧急，容不得过多思考与反应。最重要的是，手术室的门一关，家属压根儿不知道里面发生了怎样的惊心动魄与左右抉择。夏锦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出血后，医生建议她立刻摘除子宫，但她低声哀求了两次，“如果40多岁还好，但我只有33岁。”随后，她晕厥，心脏停跳，气氛陡然紧张。她父亲被突然告知女儿病危，来不及犹豫就签字。
“实际上，医生在努力寻找一个产妇意愿与医学专业性的平衡点，没有镜头，家属往往只看到最坏的结局。这种信息错位特别容易把医生推到对立面。”戴年文说，这部纪录片也打开了长期横亘在医患矛盾间的一扇门。
在《生门》之前，陈为军已经在纪录片圈子里颇有名气。他拍过聚焦艾滋病家庭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也记录了表现小学生班长选举的《请为我投票》，但这些从未在国内正式发行过。这让始终关注普通人生活状态的他一直留有遗憾。
陈为军家里一共6个孩子，他排行老五，却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出生时，家人怕血把炕搞脏，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麦秆灰，父亲操起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过，再沾沾灯灰，咔嚓一声就给他剪了脐带。农历九月的北方天气寒冷，趁母亲找衣服的时间，他就自己滚到旁边舂米的坑里取暖。
求生的力量、繁衍的天职、母爱的伟大甚至时代的变迁，陈为军把自己的思考都拍进了《生门》。这一次，他带着《生门》走入院线。
2016年12月16日，这部制作历时近5年的纪录片终于上映，却刚好与大片《长城》《罗曼蒂克消亡史》撞在了同一天。虽然举办了先看片再付费的活动，但截至去年年底，仅获得了约107万元票房。
陈为军琢磨着把剩下的故事再搬上银幕。在40个故事中，还有20个被做成了电视剧：全家联合拯救戒毒妈妈、上了节育环却再度怀上了双胞胎的小夫妻、脑瘫患者的全力以赴，“有关生产的问题源源不断，但都是一样的具体”。
陈为军一再强调，自己没有任何预设，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在片子里。但他还想告诉所有观众，这些年来，关于生产，有一些变了，也有一些仍旧没变。
不仅“生”难，千辛万苦地推开“生门”后，他们才发现，“活”也很难。靠着民间高利贷补齐款项，陈小凤的一对双胞胎总算来到了世界。有人道了声“恭喜”，但陈小凤的丈夫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两个早产儿，意味着至少还要再筹十几万元的治疗费。
也有观众愤愤地指责，片中的妇女更像是“沉默的子宫”，不知道自己可以有选择权，也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但陈为军却表示，不能单纯把问题归咎于观念，背后深藏的社会和文化的土壤才是关键所在。
在陈为军看来，城市女性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经济保障好，很少具体地面对矛盾。而剩下的没有话语权的农村妇女，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的生活才最具有代表性。
贫穷放大了这些家庭的困难和冲突，是否选择承担压力很容易就归位于关于人性和道德的拷问。“因为社会救济制度的缺失，我们往往把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个人问题。”他无奈地表示。
“从根本上看，放弃救助不是家庭冷漠，而是因为一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孩子出生后，抚养全部要依赖家庭和个人，这个问题目前从社会上来说是无解的。”他说。
尽管展现了不少的困境和苦难，但陈为军仍然认为这是一部正能量的纪录片。产妇、家属、医生三方碰撞，建立沟通，最终获得生的希望；同时，也为屏幕下的观众提供了走近他们生活的机会，看到前因后果，达成一种和解，发生一些变化。
《生门》的主创一共5个人，全是平均年龄快50岁的大老爷们儿。拍完这部片子，他们觉得“好像也生了一回孩子”。61岁的摄像师赵骅说，自己“已经当了几十次父亲”。
35年前，赵骅的女儿在医院呱呱坠地。埋头工作的他觉得一切顺理成章，“稀里糊涂”就把孩子带大了。如今，他终于彻底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他掏出攒了几十年的私房钱给夫人，“你爱干什么就快去”。
(责编：邓楠、雷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