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社会各界人士共论“全球变局与价值重建”
近十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逐渐发生着深刻变化，先后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的崛起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历史遗留的老问题尚未获得解决，当代世界的新挑战又汹涌而来，这使得当前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空前繁重。
为此，2018年11月30日，修远基金会《文化纵横》杂志社在北京举办了“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创刊十周年”活动，众多来自政商学领域的嘉宾纷纷发表观点，就“全球变局与价值重建”、“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危机”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先生
文化重建的历史时刻
在论坛的致辞环节，针对当前时代的价值重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程路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辛旗分别发表了演说。
潘岳认为，面对新的技术变革、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以及社会共识建构的迫切性，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恪守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理念，重塑中华共同体的意志，挖掘中国协商共治精神的现代意蕴，以强化文化认同增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最后增进对执政党的文化认同。
程路指出，2018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之年，今年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已成长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一些插曲，包括中美贸易战和对民营经济的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二法则就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重要的是，中国亟需构建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符的文化软实力，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为世界和人类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辛旗则主张，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一是真、善、美应协调共进，使中国价值重建的过程中，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二是在人类文明宏观图景中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在虚拟社会构建过程中，将实物经济和真实存在的人类社会延续下去。总之，坚持真、善、美的结合，是中国价值重建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则围绕公共知识的生产，发表了致辞。李培林提出，随着中国学术界向西方的学习，目前中国学者论文写作的学术性和规范性都得到大幅提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在的学术论文经常是“有学术而无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对目前知识生产“学术取向”的反思。
全球变局与价值重建
当前，中国和世界已经走到了一个变化的节点，一方面是过去数十年中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的挫折和挑战，持续的社会动荡引发了普遍的忧虑情绪;另一方面，一系列的数据积累和技术突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既带来希望也隐含风险。对此，中国与世界都迫切需要明确新的定位和方向。
带着这一问题，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潘世伟、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强世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员张平在“全球变局与价值重建”分论坛上展开讨论。
戴志康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文化重建有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有很多任务没能完成，价值重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讨，需要社会各界的“百花齐放”。潘世伟则在戴志康发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中国文化重建中四个基本的导向性命题：一是主体定位问题，二是持续增长问题，三是共同体问题，四是正能量问题。这四个问题的解决将推进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强世功、王立胜分别从国际秩序和史观重建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价值重建问题。强世功认为，2008年以来，自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崩溃，这一趋势会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下去。因此，中国价值重建最根本的难题是我们价值的根基应建立在哪里。王立胜则强调，中国的价值重建应建立在史观重建的基础上，每到一个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都会形成一些富有时代性的命题，这个命题在今天就表现为中国是什么，怎么来定义中国，中国向何处去。
最后，张平提出，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最重要的是建设一个价值可讨论、交换的平台，伴随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前三十年中国单一主导性价值观的解体，多元价值在社会兴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经济发展，应当按照什么价值观来执行。这一问题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其中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因此亟需一个各种价值进行对话和交互的平台。
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危机
世界性的变局也引发全球性的公共知识危机，学术体系的封闭化与自我循环和大众媒体的功利化与拜金主义一体两面，人文学科正在迅速丧失社会影响力。面对这场危机，《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中共吉林省委原副书记林炎志、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韩少功、北京大学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分别发表了观点。
杨平和曹锦清都指出，当前中国的公共知识危机集中表现为“词语”的缺失：面对快速变迁的技术和全球化，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知识分子彻底地走向“失语”，找不到相应的名词来表述对象，出现了“指鹿为马”的乱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此外，曹锦清指出公共知识的危机也源自于现代化尚未完全成功，不成功则没有自信，特别是文化不自信;而杨平认为，伴随9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学界和社会之间的壁垒日益坚固，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难以回应快速变迁的社会现实。林炎志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进程对中国知识和价值变迁的影响。
房宁认为，中国公共知识的危机是一个范式转化问题，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既有的知识范式正在发生转向，而新的范式又未形成，在新旧转化之际，社会陷入知识匮乏甚至危及的局面中，也属于自然，而未来的出路还有赖于实践。
韩少功则通过分析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机制，提出当前中国知识产业和学术体制高度发达的背景下，间接知识的体量日益增大，同时间接知识的传导链条又太长。这种情况下，间接知识高度积压了直接知识的生长空间，使得人们的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在距离直接知识越来越远的道路上，公共知识的生产危机是无法解决的。
最后，渠敬东指出，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能提供给公众，这集中表现为知识生产的“美国化”。对此的解决方法是，以多元文明沟通和相互缔造的方式，而非单纯的现代化、美国化的思路，来理解中国自身。中国文明具有千年传统，其传承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只有将这个传统坚持下来，中国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