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本地新小贩中心的所谓社会企业，整个经营理念到底是什么？
政府在2012年和2015年先后宣布增建总共20座小贩中心，其中七座已建成，另外13座预计会在2027年前陆续落成。和旧小贩中心最大不同点，这些新小贩中心会交由具有“社会意识”的企业管理。我曾把这种经营模式的改变称为“甩包袱”，这是公共部门将工作外包的一种形式。这种经营模式近来备受争议，其实早可预料到，最大原因是经营成本很高，向来管理小贩中心的国家环境局因而面对各方质疑。
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9月初走访淡滨尼天地小贩中心时说，这个模式明显有它的好处，不过计划推行至今只有约三年，当局还在学习并需要时间评估，也会考虑各方建议。淡滨尼天地小贩中心是由咖啡店投资（Kopitiam Investment）的子公司OTMH公司管理；职总富食客、口福、肥雄、Timbre等餐饮集团，也以社会企业的名义管理其他12座小贩中心。
许连碹说，新经营模式增添小贩中心活力和增加食物多元性等，但经常光顾不同小贩中心的食客，可能不同意这点，因为旧小贩中心更具特色。我常到不同的小贩中心进餐，熟悉哪个小贩中心有什么好吃、价格实惠的食物，发现摊位租金和运营成本非常关键，这也是许多小贩可以在这一行长达40年的原因。
10月1日，许连碹又在国会说，为保证社会企业经营的小贩中心的租金是可负担得起的，国家环境局要求运营商对成本保持透明，任何新增的额外收费都必须获得该局批准。
我国目前有114座附设巴刹的公共小贩中心。小贩中心与国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经营成本过高，食物价格却不能提高，长久下去摊贩难以维持。虽然所售卖的食物好不好吃，是小贩能不能生存的最大因素，但确保小贩租金可负担得起更是个挑战。
政府上世纪70年代建设小贩中心的初衷，是要为街边摊贩提供新的谋生机会，同时让国人买到卫生实惠的食物。让社会企业来经营新小贩中心的做法，的确需要时间评估和调整。但摊主须为食客归还的每个托盘支付两角，管理公司随时可以调整费用，小贩做不下去却必须继续支付租金，直到找到人接手为止，这些争议性的管理方法还待解决。由社会企业经营的裕廊西小贩中心，12摊贩最近联署，最终获得管理公司取消让他们吃不消的奖励食客归还托盘措施，改以顾客付出托盘押金的方式替代。
本地著名食评家司徒国辉8月底撰文批评这些社会企业，以管理食阁的方式经营小贩中心，除了收取租金，还收取许多额外服务收费，这是事实。在我家附近的新小贩中心，据我所知，单是清理碗盘的费用，每个月就高达1600元。
司徒国辉最近又在其博客上公开写信给许连碹，建议国家环境局拿回小贩中心经营权，他指出整个问题的核心，是这些新经营模式的小贩中心整体营运成本很高，即使把费用透明化也无济于事。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并无统一的定义，单从字面来看，它从事的应是公益性事业，而非谋取最大利益的业务，因此社会企业的投资或经营，应该是要改善一些人的生存条件。以小贩中心来说，就是让摊贩能经营下去。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简称SEUK）每年举办英国社会企业大奖，以表彰各领域社会企业的成就。这个组织为社会企业给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英国是社会企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有超过七万家社会企业，它们本着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的使命，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收入超过240亿英镑。英格兰最为偏远地区的小镇阿尔斯通（Alston Moor），因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成为2012年英国社会企业大奖得主之一。其他得主包括媒体合作伙伴、体育俱乐部、食物分享组织、协助贫困地区应对贫困和气候变化的机构等，它们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社会力量，运用商业策略改善人们的生活。
反过来，我们要问，经营本地新小贩中心的所谓社会企业，整个经营理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定义社会企业呢？
和咖啡店及食阁相比，本地小贩中心向来摊位租金和运营成本都较低；而新和旧的小贩中心更可以作比较，能够看出哪种管理模式比较适当，比较对广大的消费者有利。如果以新管理模式来经营新小贩中心，仅是要去尝试某种新做法，最后却推高小贩的经营成本，这绝对和最初广建小贩中心的初衷背道而驰。
以社会企业之名管理小贩中心好像太容易了。就算国家环境局在评估竞标新小贩中心经营权时，会优先考虑那些把租金和运作成本定得较低的竞标者，并规定业者承租期间不能随意加价，然而社会企业即使推出创新的管理方式，却无法更好地达到设立小贩中心的根本目标，就应该认真去评估这种经营模式。
小贩文化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本地特色，不要忘记，我国还准备在明年3月申请把小贩文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后继无人是本地小贩行业面对的最大挑战，我们还在想办法鼓励年轻一代进入这个行业，使本地小贩美食得以传承下去；高昂的营运成本不能成为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