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 1941年投入钱穆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严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前期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汉至隋唐的中古长时段。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先后著成《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1998年，大陆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三本小册子合编为《治史三书》。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可以说是最佳治史入门书。除作为最佳史学入门书，《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也值得重视。
●作为严耕望学术自传的价值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者。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的学术自传。林磊编著《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时，就充分取资了这些素材，较详赡地勾画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术轨迹。
不仅如此，在《治史三书》里，严耕望对个人学术也自有定位。他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钱穆）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因此自己的研究“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自我论定是客观而中肯的。
●作为现代学术史料的价值
《治史三书》的诸多回忆颇具史料价值。例如，他回忆内迁之初武汉大学历史系与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历史系教师有吴其昌、方壮猷、陈登恪、郭斌佳等著名学者，还算“阵容不很强”的；文学院开课的有文字学家刘赜、文学家苏雪林与美学家朱光潜等名家。严耕望与海内外诸多名家有过疏密不等的学术交往，包括亲炙问学的师长李则纲、钱穆与顾颉刚，求学供职校所的掌门人王世杰、王星拱与傅斯年，史语所先后同事李济、姚从吾、劳幹、全汉昇等。他在自道治学经历时，对这些人物或详或略都有叙及，即便吉光片羽，也足为研究现代学术文化史所取资。
除亲历的人事，严耕望对20世纪中国史家颇有月旦臧否，既有专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也有关于南北二陈与吕思勉的专论。诚如所言，这些评骘虽仅基于其“个人治史之意趣”，却不啻是对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家言。作为弟子，严耕望对钱穆堪称实事求是。他逐一列举其师不朽之作，指出都完成在50岁前，而其后述作“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即便对列入不朽的《国史大纲》，一方面推崇其创获与识见，足以追步司马迁而超迈司马光，另一方面也批评其“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对陈寅恪与陈垣，严耕望也非一味肯定。他对《柳如是别传》的著述体裁与论题价值独持保留意见；对陈垣晚年缺乏史家定力，学术生命“即此而斩”，也有扼腕之叹。至于对其他史家与学人的片断评点，全书也随处可见。他论顾颉刚为盛名所累，与傅斯年一样，“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严耕望评价现代学术史的人与事，其观点只是独得之见，妥当与否另作别论，却无疑值得玩味而不宜轻忽。
●作为古今学术名著的评点价值
严耕望研读与查阅过的古代典籍与今人史著难计其数，《治史三书》提及的就有数百部，随文或有评断，读者不妨以严氏书评视之。
在古籍方面，严耕望不仅重视历代正史、十通政书、总集类书、地志图经，而且强调佛传道藏、农书本草与金石考古类文献对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相关典籍的瑕瑜得失时有要言不烦的评判。他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钦定《嘉庆一统志》：“发现顾氏虽很有才气，但其书内容甚粗疏，错误很多；《一统志》虽是官修的书，成于众之人，但实甚精，往往转胜顾书”，完全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长期考较两书后的心得体会。
在史料问题上，严耕望躬行“竭泽而渔”原则，主张研究中古史“更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现存中古书籍有限，这确是行之有效的经验谈。但印刷术普及后，传世史料急速增长，及至明清，要想将存世断代史料从头到尾全看一遍，终一生光阴也绝无可能，研究者自宜调整战略，而不必胶柱鼓瑟。但他强调先研读该断代正史与基本大书的方法，仍是必须力行的不二法门。（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