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类从来都生活在各种各样具体的自然环境中，但似乎直到上个世纪，当人类感觉到自身生活的世界已经或即将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时，才开始对自然环境给予特别的关注。上个世纪后半叶，随着环境破坏问题日渐严重和环保运动不断兴起，环境史开始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应运而生。德国环境史研究者拉德卡在《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中开宗明义：“环境史研究是环境运动的后裔。”这就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环境史兴起的现实基础和学术动力。我国的环境史研究虽然是到上个世纪末才逐步兴起，但其兴起的现实基础和学术动力并无不同，其广受重视和蓬勃发展无疑跟当今中国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密不可分。实际上，当前的环境史研究者也往往会以此来彰显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认为这一研究可以为认识和解决现实环境问题作出特有贡献。这些都表明，虽然当下的环境史研究者也会从历史维度出发来阐释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但环境史研究中的环境维度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而这恰恰是当下环境史研究需要给予注意的问题。
历史研究不能自外于现实，因感受环境问题而展开环境史研究，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不过，作为一项渐成体系的史学研究，若仅一味以此相标榜，过于凸显环境维度而相对忽视对这一研究来说更为根本的历史维度，或许并非环境史研究未来发展之福。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环境史发展历程来看，环境史研究回归学术、回归历史乃是其明显趋向。特别是近20年来，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还出现了十分显著的“文化转向”，社会文化分析逐渐取代生态分析而成为主流范式。很长一段时间里环境史研究者所认同的自身与现实环保运动的一致性已经明显减弱，环境史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从历史维度、以更加多元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当今的环保主义乃至环境主义。这一转向出现的动因、意义无疑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化转向”有利于环境史研究摆脱环保主义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增强史学界对环境史的认同。也就是说，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实为作为史学的环境史自然而现实的选择。
从学理上说，环境史研究固然是因为环境问题和环保运动而兴起，理应引入生态意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既然是环境史，就要归属于史学。当然，当今环境史研究者大概不会有人会否认自己从事的是历史研究，而且其探究的确实都是历史时期与环境相关的议题。但实际上，当下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因为其直接而强烈的现实关怀，许多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历史感。比如，一些研究者往往会拿着放大镜，细致地搜集不同历史时期各种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带来的损害，将以往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开发史简单地翻转为环境破坏史；一些研究者脱离历史语境，集萃历史上各种对自然环境抱有温情的思想和行为，来建构所谓有利于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历史智慧或东方智慧。这样的研究当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历史维度的缺失使相关研究缺乏说服力，变得不像历史研究，甚至完全有可能从根本上消解环境史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历史研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简单地为现实问题提供注脚，而在于通过赋予现实问题历史性、通过对现实问题历史过程的梳理，让人们可以更全面地观察和反思它们何以出现、何以如此。如果环境史研究者任由自己的现实关怀发酵，以强烈的环保主义乃至环境至上理念来指引自己的环境史研究，就会使研究难以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以往的人类观念和行为给予“同情之理解”，从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甚或荒谬的认识。比如，忽视历史上人们有限的应对自然能力和获得必要生活资料的权利，奢谈人与环境和谐相处；无视历史上乡村的物质文化匮乏、不卫生而将其田园牧歌化；等等。
由此可见，对于当下我国的环境史研究来说，如何处理好环境维度和历史维度的关系，显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从现实出发，关注环境问题；带着生态意识回归历史，在研究中始终牢记应有的历史维度和历史感。这或许不失为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