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罗志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罗志田
在中国进入我们所说的“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即使是以天下士为自身定位的读书人，也已经很难影响那变化中的天下。澄清天下的责任，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于读书人自身，似乎渐行渐远了。另一方面，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吾侪所学关天意”，而且“文章存佚关兴废”。正如清儒沈垚所说：文章可绝于朝，不可绝于野。不绝于野，则天下尚有其人，斯道固犹在也。惟并绝于野，则斯道真绝，后人无可望矣。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然如老话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五四”时代，学者求学还多少有些“为己”的意味，今日则基本都是“为人”。现在的大学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并已全盘计日程功化。专业学人早已被陈澧所谓“博士之学”压得喘气不匀；尽管他所说的“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还不敢忘，却也离“士大夫之学”越来越远。
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
在上述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多读书人对社会不得不敬而远之，不复敢言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责任了。而在学校的小环境里，“努力求学”与“改革社会”之间，也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个体学人很难兼顾，遑论所谓“双赢”。
古语云：三思而后行。虽认识到读书人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我的第一个困惑，便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能力有长短，术业有专攻，在一个讲究分工的现代社会，做好“本职工作”，似乎就可以说是尽了本分之责；且人的精力是个常数，而专业应是一个学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领域，要为面向广大读者的报刊写作，势必减少用于专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形下“分心”，可能社会服务未必佳，而专职也不如前了。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进而言之，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提高”呢，还是“普及”呢？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更低。还在“五四”时代，“提高与普及”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且写作是一个涵括阅读的发展中进程，必有“读者”的参与，才成为章学诚所说的“言公”。而言论的“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这就难免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胡适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却常多得喝彩。这似乎还是古已有之的持续现象。韩愈说，他作文每自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矣。”可知读者与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来已久。袁枚后来发挥说，韩愈所谓“下笔大惭”，是指诗赋一类进士文章，可韩愈仍是唐代的进士。故“昌黎肯惭，所以为昌黎；虽惭，肯下笔，所以成进士”。他建议当时士人对待科举时文，不妨法昌黎，“且惭且下笔”。这当然有些借题发挥，但也可作为进行两难选择时的参考。近人汪国垣（辟疆）便说，韩愈此语，或“今日报馆之谓”。则既为报纸写文字，不妨预作待读者抉择之想，且惭且下笔。
今日学者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
我的第二个困惑，则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虽说书生报国惟执笔，然对于专业学人来说，怎样写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五四”时代惯用文言表述的学者不得不写白话文一样。我从来没有奢望真能影响大众，所作报纸文字，针对的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读者。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小众，也有话怎么说的问题。
对于报纸，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拾遗补阙。盖身处变化的时代，知道自己没有跟风迎合的能力，只能多关注一些他人忽视的面相，尽量思而后言，少说或不说别人也会说也可说的话。同时牢记史学的启示：一是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是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
章学诚曾从技艺层面言“史家运用之功”说，著史者与文人的一大区别，就是著述中“惟恐人不知其所本”。盖若“不知所本，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换言之，必须先有引文，才能体现作者“造化炉锤之妙用”，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处见。然此可与习史者道，不足为他人言。报纸的多数读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么在乎史艺的高低，这是不能不考虑并予以尊重的。
同时，既然为报纸写文字，就要尽量体现建设性。我知道很多读者是喜欢揭露和批判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有一些，惟多点到为止，让一些读者不够满意。如有前辈便以为我谈大学校园的一些现状，有“小骂大帮忙”之嫌。其实我的本意连“小骂”也没有，只是尽量多说“建设性”的话。但这样的不满对我是一种提醒，让我更注意说话不能离了读书人的本位。
志存高远也思存高远，乃是读书人的“本位”
有时候，立足于建设，仍可有所“揭露”。法国史家夏蒂埃曾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进行系列对话，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识分子在社会宏观层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二战后亦然；但现在（对话是在1988年）他们正转向另一类工作，如傅柯自称“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布尔迪厄表示，在这一点上他与傅柯完全一致。他认为“科学应当具有战斗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介入’”。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不仅“要回答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更要“提出普通社会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且“有责任更好地提出问题”，即在方式上应超过记者和评论界。
学问（科学）和学者仍在“战斗”，但战斗对象和战斗方式都有所转换。学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介入”政治和社会，能尽量剥去一些“众所周知”的事物和众皆认可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这虽不那么剑拔弩张，显然也并非易事，所以仍是“战斗”。注意布尔迪厄特别强调的是，学者对社会事务的观察能力，至少要高于一般媒体从业者。
在中国，由于近代的变动远比法国更大，中国读书人面临的挑战，似也比法国学者的更大。借用柯睿格的术语，近代法国的改变虽大，基本仍是“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而中国的巨变，却是名副其实的“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其中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天下”变成了带有异域风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渐带今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意味。
其结果，读书人言论关照和因应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五四”前后，很多“时论”已都是在所谓“社会舆论”压力下的反应性表述，等于是被“社会”要求表态，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话要说。故他们在讨论所谓社会问题（例如自杀、青年烦恼等）时，更多可能是在回应社会，而不是表述自己，至少不是主动表述自己。此前天下士的价值，则在于思存高远，主动提出可以澄清天下的根本性问题，而不是这样被动地随社会之波，逐社会之流，为社会所“裹挟”。
志存高远也思存高远，乃是读书人的“本位”。梁启超早年曾说，其为报章之文，乃“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惟“时势，逝而不留者也”，应时之文，“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尽管如此，他所发还是“其胸中所欲言”。随着媒介方式的技术演进，各类反应式表述的一个后续发展很可能是从“公共知识分子”变为“名嘴”——他们可以针对一切问题开口，也必须针对一切问题开口，直到走进电视上的综艺节目，而不论胸中是否有言欲发。
从“天下士”向“公共知识分子”再向“名嘴”的一步步蜕变，伴随着读书人主体性的一步步消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士变”——“士”在“变”中退隐，直至淡出。这类“士变”的发生，是同样可怕的“世变”。今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时，常说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巨变（在中国还夹杂着特有的“赶超心态”），“浮躁”二字，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
借用一位带有精英意识之人的话，媒体本爱闻风起哄，大众或可不思而行，但大学中做学问的人，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动荡之时，人多有不平之气，也更需要心平气和。遇事多从逻辑一面思考，尽量把从身边到外国的他人看作常人，社会也许就会更加祥和。
王阳明提出的“道大无外”，是书中一文的题目，今借以为书名，略表支持我写作的旨趣，也是我对未来的憧憬。据章学诚的“言公”理论，写作是一长程，作者停笔之后，更多是读者的参与。只要阅读是延续的，写作也就永远在进行。若有人因读拙文而生会心之感，甚或拨冗思考明天怎样可以更好，则幸甚！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此为作者新书《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的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虞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