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曾志（传媒学者）
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完整的框架，这个完整当然永远不可能，但是它的确需要在这个时代大刀阔斧。我觉得实际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即我们一定要回到问题的原点。问题的原点对我来讲不是复杂性还是简单性，而是回到大时代的变迁。
时代变迁古老的问题依然存在，古老的问题就是人类实际上需要一种差异化的生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幸福生活的定义。我们在总体框架社会生活中如何安排，这是一点。
第二点可以看到技术理性和技术推动下，人类的生活有了非常多可替代的方案，不是说经济的生活只有一种方案，或者人类生活只有一种方案。在这个背景下，我特别想说在我们研究传播学和媒介里面，其实特别关注的是旧媒介和新媒介的关系。麦克卢汉很早就说过新媒介是旧媒介的内容，依然是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说的是经济的生产过程，包括我们对经济学本身组成要素的变化，这种变化最重要的是速度，速度很快的变化，使得中介的东西逐渐地开始消亡。比如说我们研究传媒的，原来广告公司也好，公关公司也好，衍生出来很多东西。现在媒体的这种沦落、沦陷，就是中间的产品，难道新闻这个东西在19世纪之前就是个行业吗？19世纪连编辑都不是一个行业，很多学科的分化，都是以后不长时间才形成的。
信任本身，诚信本身，我们都说要建立一个互联网，建立一个什么互联网？互联网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诚信的东西。最后我想说，我说到绣花针，福柯在他那个年代是很悲观的，他认为对人的宰制的力量是无处不在的。现在我们法治各方面不是特别健全的时候，互联网的发展，各种能动性的表现是这样。在日常生活权利的宰制，我看到了还是有一种解放的意味，而不简简单单是一种宰制和统御。
新世界主义更多的还是一种善治。因为在这样一个多中心，去中心化里面有一个权力结构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需要我们很细致的去做研究的。
陈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