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积薄发精彩纷呈
张同胜
继《古代文化探微》出版之后，张崇琛教授又推出了其续集《古代文化新论》(以下简称《新论》)，捧读之后，收获良多。
广征博引，普及知识。通读《新论》，一个很鲜明的感受就是作者知识面广。其广博学问，表现在上至伏羲、女娲，下至清一代的中国文化(既包括远古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又包括姓氏文化、酒文化、属相文化等)皆有涉猎，如对苏轼与酒关系的考察和介绍，对清明郊游的由来与演变的梳理和论述，对“镜听”风俗的考论等。行文如话家常，围绕一个主题，一般以史为纬，以专题为经，开人眼界，长人知识，使人多受启示。《龙子节·卫生节·屈原节——端午节的由来与演变》就是其中的一篇。常人一般以为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但先生先引闻一多《端午考》中的考证，认为“端午节起源甚早，它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确切地说，即是‘龙的节日’”；接着论证说，随着社会的进步，龙子节又发展为“卫生节”，春秋后再演化为贤人节，至六朝后才演化为“屈原节”；而明、清以后，从纪念屈原还衍变出“女儿节”和“诗人节”。这样，读者对端午节便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了解了。
考论结合，新见迭出。《新论》不仅能使读者增长知识，而且在探幽发微中也多有深刻独创的见解。据说曾有人问《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何以东南飞？陆侃如答曰“西北有高楼”，此乃急智。然而，张崇琛从地理学之方位出发进行探析和考证，却发现刘兰芝“从婆家回娘家，其方向正是从西北往东南”，从而形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凄美意象，于是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学术贵有独得之见，而独得之见往往得之于新的理论、新的材料或新的视角。如时人读《三国》，每每惋惜于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途经子午谷直取长安的建议，而《新论》却独具只眼，认为诸葛亮“平取陇右”先夺取天水然后从背后包抄魏国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原因就在于魏延的“十日出子午谷”之计实不可行，两年后曹真从子午谷南侵汉中，“结果费时一个多月，才走了一半路程”。这样一来，就还诸葛亮以清白，澄清了他“妒贤嫉能”的冤屈。《兰州与“兰”》则从植物分类学、中药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角度论证了“兰州之以‘兰’名”，“当与‘兰’有关”，不过“兰”非指“今之兰花”，而是“马兰和乌兰”，也体现出作者的独到之见。
联系实际，经世致用。《新论》中的《伏羲时代的发明创新与早期和谐社会的建立》《〈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等篇，都是着眼于当代社会的现实，而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为资源，贯通古今，古为今用，从而实现了古代文化、古代思想、古代文学等的当代价值，为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结构谨严，层次清晰。《新论》中的每一篇文章，层次结构非常分明、前后结撰十分贯通、文字表达顺畅自如。如《羊年说“羊”》分别从“羊：中国古代的吉祥物”、“羊：美好的象征”、“羊：善良的化身”、“羊·鹿鹤·鱼”等四部分展开论述，它们既可以单独成篇，又可以合而为一。张崇琛的大多数文章都有此种风格，往往全篇集中于一个主题，每一部分又专论某一方面，随笔亦不例外。如《酒余随笔》便是分别从“酒从几时有”、“神奇的中国酿酒术”、“古代的葡萄美酒”、“酒与礼”、“酒与情”、“美酒饮教微醉时”、“古人的酒量”等方面来进行介绍、论述的。这一文风，体现了作者的思考明晰性、逻辑严密性和文笔的绵密性，而读者也如饮美酿、如品清茗，陶冶于其中。
述学文体，散文笔法。张崇琛不仅学养深厚，而且长于创作。以《新论》而言，亦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如《情系葛陂》有句云：“季节是初春，只见河岸的数株老柳早已吐出了鹅黄色的嫩芽，田头的几树红杏也正含苞，青青的麦垄中，时见寒鸦一二，野雀点点。”几行文字，便勾勒出一幅初春野景，宛如一幅古人的写意画，展现于眼前。
《新论》之创新处，自然不惟上述所列各点。其他如先生谦虚地谈及治学方法(《为学五则示及门》)；揭示散文和诗歌载体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散文的流变》《古代诗词赏鉴》)；对神话文化的探究(《女娲神话的文化蕴涵》)等，读来也都能令人大受裨益。